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驼峰航线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之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

  十四岁的时候，刘小童从科普杂志中读到一篇“驼峰航线“的文章，一发不可收拾，他用七年的时间，采访了几乎所有中国方面的“驼峰航线”亲历者，出版了《驼峰航线》。

  拙见「与思想者同行」年轮1945-2015感恩 前行 主题演讲现场，刘小童为我们道出做驼峰航线这几年他的思考和感悟。

  2005年《驼峰航线》这本书出版之后，新华社和台北的“”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消息。从那以后，我从一个记者转变为一个受采访者。媒体在采访我关注最多的是：七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这么多年来我们形成一种思维固式，那就是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生活弄得悲悲凄凄，这可能跟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思维习惯，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思考模式有关。记得1977年，徐迟先生发表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的时候，就塑造了一个“书呆子“陈景润，只知道研究1+1，不知道生活，不懂爱情，不会进行人际交往。从那以后，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付出很多很多，他自己的生活就很可能是穷困潦倒的。当媒体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是：七年其实不算得上什么，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研究一辈子呢！而且在大英博物馆里喝着咖啡，踱着步也蛮好的。我这七年也过得很好。

  2004年，当时两岸没有开放，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用了各种途径去了台湾，我在台湾呆的那一段时间，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去哪了。我在台湾上网的时候发现，报社里几个平时交往比较多的朋友在网络上发帖子找我，他们说，刘小童失踪了，据说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一段历史，每天常年吃泡面。我当即在帖子下面留言：“我从来都不吃泡面，吃泡面能长成这种身体吗？”

  第二方面，（如果）我们真正要纪念这七十周年，我们不应该流于一种形式，我们该更多的关注真实的历史究竟是啥样子的。本月初我带了一位从香港赶过来的、原14航空队当中仅存的一位中国飞行员到昆明，那么第二天我们的很多媒体全部整版是“飞虎队”。其实这历史（描述）就完全错了。抗战开始（阶段），“飞虎队”是中国政府在美国招聘的空军和会开战斗机的非战斗人员，他们的全名是“美国航空援华自愿队”，它的英文简称叫“AVG”，这些人是真正的志愿者。网络上有些人在攻击他们说，他们是为了钱，打下一架飞机给五百美金，无论是五百美金也好，三百美金也好，还是一千美金也好，其实完全不失于他们在作战当中的英勇行为。

  这支“美国航空援华自愿队”，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部队，它是隶属于国民政府航委会下属的一支援华自愿队。1941年12月初，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支自愿队就撤销了。撤销了以后，美国陆军国防部正式给了一个名称，叫“美国空军特遣队”，但是也是“飞虎队”这些人。在昆明 “援华特遣队”这个名称只存在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在1942年的8、9月，美国陆军国防部正式派驻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进驻昆明。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进驻昆明以后，这是完全一支正式的部队，它的建制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他的军需给养装备，都是美国国防部。这样一个时间段“飞虎队”就已经不存在了。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一直还要这么称呼呢？那就是“援华空军志愿航空队”的首领陈纳德将军这样一个时间段又被重新招到美国空军来，由他来领导第14航空队。或许是因为姓“陈”的关系，或许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对他比较熟悉，所以一直管“第14航空队”叫“飞虎队”。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准确的称呼。

  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把空军送到美国去受训，一年回来之后，又新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美混合团”，他的英文简称叫“CACW”。实际上，在中国的空战绝大多数都是“中美混合团”在打，“中美混合团”里面“135大队”是中国空军，都是从美国受训的，他们跟“第14航空队”的部分队伍编成这么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作战部队。他驻扎在最东边的湖南，整个14航空队，还有一个“314重型轰炸机大队”驻扎在昆明。其中呈贡机场就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广西桂林一带。

  打仗需要军需给养，当时滇缅路已经被关闭了，彻底不行了，就需要美国援华物资从大西洋通过印度洋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再用火车和畜力车再运到印度西北部的汀江，从汀江用空运要把它运到昆明来。

  运送这一部分战争物资的是另外的两个部门，一个是“中国航空公司CNAC”，一个是“美国印中联队”，也有翻译成“空运队”，这就表明“飞虎队”跟“驼峰航线”没有一点关系。飞虎队是在前线作战，他们的作战范围是越南、香港外海。那么“中美混合团”向东打到上海，向北打到黄河郑州一带，向西保卫四川，向南他们也打到香港。

  实际上这样一个时间段又涉及到另外的一个部队番号，就是“美国二十航空队”，“二十航空队”是飞B29战略轰炸机的，这个B29战略轰炸机是曼哈顿工程的一部分。美国人在研究的时候，他的首先第一投掷目标是德国，但是研制出来以后，德国已经投降了。在曼哈顿研制的过程中，美国人就已经考虑到需要有一个长距离的远程的投掷武器，这就要求波音公司开发出来一种远程的、能携带九吨重量的飞长途距离飞行超过5000公里的一种轰炸机。轰炸机研制出来以后，德国投降，美国人就把“二十航空队”放到印度，准备从印度向日本，想轰炸日本，但是到了印度以后发现，这个飞机如果是越过喜马拉雅山，过驼峰再轰炸日本，航程还是不够，它能到日本，但是回不来。这时候美国人就提出来，要中国政府选择两个地点开辟。国民政府当时给了两个地点，一个是湖南芷江一带，一个是成都。经过评估以后，发现在湖南芷江距抗战日军前线轰炸机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骚扰，最后就移到了四川成都，也就是说成都周围这几个飞机起降B29轰炸机的是隶属于“美国二十航空队”。

  正因为我们对历史这种可以说不切实的、没有一点细节的追究、察证、考证，所以我们的媒体常常会出现会有一种言必称“飞虎队”。

  我记得1994年我在长春书店，看到一本纪实文学，叫《淮海战役》，那么在这个《淮海战役》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晰，叫“青红帮流氓头子陈纳德”。1994年我们还在这么攻击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么到了1998年之后，我们又言必称“飞虎队陈纳德”。我们的思维我认为出现了一种很大的偏差，就是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非好即坏，非黑即白，出现这种偏差可能跟我们的思维习惯有关系。

  第一件事情是，2001年我在北京采访西南大学派到“美国14航空队”的一个翻译叫王恭，当年老人已经80几岁了，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1944年末或1995年，就在我们云南的陆良机场，美国14航空队有一个军需官，他要给塔台定制一个标图桌，实际上就是几块木方加一块木板制成的，这么简陋一个东西，美国人显然不愿意从美国本土运过来，因为成本过高了，所以就找当地的一个甲长，由他来负责定制这么一个桌子。王恭老人亲自跟我说，当这个桌子做好了以后，送到美国军需官那里，那个军需官准备要签单，付钱给这个甲长，就问这个甲长多少钱？这个甲长说500美金。老人说，当时我作为翻译，我浑身的血都往上涌，人家帮你来作战，你怎么现在还这样？属于坑人家呢。我说你翻译了吗？他说我没翻，但是我把这个甲长的要求和美国军需官说了，这个美国军需官顿时脸涨得通红，嘴里嘟囔着，我们从美国运来一个才多少钱啊。我问最后这笔钱给了吗？他说因为事先没有讲价，还是付了。为什么事先没有讲价？就是美国人认为这么一个桌子实在是值不了几个钱，但确确实实我们的乡民就这么敲了一笔。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写《陈文宽传》，陈文宽是著名的华人机长，全民航界都了解这一个人，他的驾驶技术极其精湛高超。那么陈文宽又跟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情，1944年的冬天，他驾机载着美国14和20航空队的一个少校和戴笠将军，他们降落到敌后，归绥，大概是内蒙跟河北交界一带。去看望那里四个军人，两个是中国士兵，两个是美国，二十航空队的报务员。因为二十航空队要轰炸满铁，也就是现在的鞍钢，需要航路上的气象预报，他们深夜驾机，降落在一个荒草甸子，找到这几个人生活的地点的时候，发现一个美国大兵在那摇着手摇发电机，一个在发送电报，两个中国士兵已经早就跑掉了。陈文宽告诉我，当时戴笠将军非常难堪。人家来帮你作战，结果你们这边却走了。

  所以，通过这几件事情让我有一个反思：我们在讴歌一件伟大壮举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要掩盖很多很多我们不希望他出现的事，实际上这么多东西出现，就犹如大象身上的一只牛虻一样，它根本不起一个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我们已形成了这么一个思维固式。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做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事情真实的历史考证清楚，再做这种报道？我们在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有一种严谨的精神，用严谨的思维，把这段历史真正的还原。实际上这七年当中，我做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原来或是被故意掩盖、埋没、或着深藏的事实，当你渐渐把它发掘出来的时候已经与我们原来地认识形成很大的偏差，别说七年，你就是再花七年，也不能百分之百的还原，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的让它以真正的事实而出现。

  一个民族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未必全部是一致的，他总有瑕疵，但是这个瑕疵是真正的瑕不掩瑜。总是在说，“勤劳、伟大、质朴”这种自我陶醉当中，是不是越来越使我们的思维过于单一化，越来越简单化，这样会给未来埋伏一个很大的危机。

  这段历史在逐渐还原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发自于内心的一种感恩，而不是流于一种形式，我们真正的要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这样才愈发显示这段历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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