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汤若望、泰戈尔、埃德加·斯诺、萨特、波伏瓦、大江健三郎、切·格瓦拉、安东尼奥尼、小泽征尔、皮尔·卡丹、萨马兰奇、斯特恩、卡拉扬、霍金……

　　在一些微妙的历史时刻，他们带着好奇与向往来到中国，在北京或安家，或短游，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对中国来说，他们不仅是过客，还是报信人，是破冰者，是开启中国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记录了15位特殊时刻来华的外国人与北京的故事。“三万里”不仅是时空的距离，也暗指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本书可为当下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借鉴。

　　北京日报社特别报道部在《北京日报》有一个品牌栏目“纪事”，我最早是从那里读到这本书中一些外国名人到北京、游北京、看北京的纪实篇章，感觉很好。

　　谨代表北京市委宣传部对《北京三万里》新书发布表示祝贺，更向《北京三万里》的作者们致敬，他们花费了巨大心血，把留存在史书中的东西、图书馆的东西、民间的东西收集起来，写作、汇编成这本书。

　　它记录了15位在历史特殊节点来北京的世界名人，他们访北京、看北京、写北京、思考北京的故事，从历史的纵深、地域的辽阔、思想的深邃，呈现了他们眼中北京的万千气象，非常精彩。

　　北京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需要大家去记载、去传播、去建设。我在北京工作将近40年，在座也有很多“老北京”。其实老北京也未必了解北京，需要有更多载体，更多的题材、视角，从不同人群、通过不同平台、运用不同技术来呈现全面的北京。

　　这是一个高端的题目。希望这只是开端，前不久市委宣传部讨论通过了对“北京三万里文化发展引导基金”的资助，将来还会有一批这样的书，比如“散文中的北京”“戏曲中的北京”，我想以后北京日报社、北京联合出版社能够继续，在座各位也可以参与，把北京完整地呈现给大家。北京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是大家的，我们爱北京，谢谢！

　　主持人：《北京三万里》的副题是“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什么是重大时刻？这些重大时刻对我们对外开放有怎样的意义？这个选题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出炉的？有请本书主创之一孙文晔老师。

　　孙文晔：我们是北京日报最小的一个团队，只有五个人，但也是出书最多、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团队。15年来我们就干了一件事儿——写出好故事，不管公众的注意力是不是只有7秒，不管是不是身在短视频当道的时代，我们每两周都用一万两千字、两个整版，来讲一个历史惊涛骇浪当中的水滴。

　　我们选择的切口非常小，但是切入的深度非常深。这个团队非常有“野心”——如果说历史是一杯咖啡，我们大家都希望撇去上面的奶油给大家；如果历史是一颗洋葱，我们大家都希望一直剥下去，剥到让大家辣眼睛的那一层。

　　最近3年我们有一些转型，更加立足于北京的文化和历史，特别是打造了自己部门的“北京小宇宙”。产品之一是《北京三千年：从考古史看北京城建的历史》，现在“豆瓣”评分9.1，我对它非常有信心；另一个就是这本《北京三万里》。

　　最早这个系列的开始，是写杜威、罗素、泰戈尔这些思想启蒙家民国时期到中国来的故事。大家对杜威可能不太了解，他是胡适先生的老师，他的到来促成了很多重要的改变：比如学生搞勤工俭学，中国早期一大批领导人到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从杜威思想中来的；还有很多女孩子走进学堂，就是从听杜威的讲座，逐渐被吸纳到学堂里的。

　　开始写这些后就面临很大一个“瓶颈”——“北京印象”并不是一个非常稀罕的东西，自元朝以来，很多外国人就把北京作为到中国的第一个旅游目的地，留下很多关于北京的书信、日记；他们的北京历程也有一定的相似，比如吃烤鸭、逛长城。那我们怎么写出自己的独到之处？我们经历了很久的迟疑、犹豫、琢磨。

　　孙文晔：迷茫中差不多三年之后，一位读者的提醒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此我感谢他。

　　记得很清楚，2022年12月19日，我接到一个读者的电话：“我看了你们写的萨特和波伏瓦到中国来的故事，觉得很有意思，建议你们写一系列。”

　　当时就感觉他是一个知音，我立马把心头的疑问抛出来，他说：“你应该从马可·波罗写起。”一听就是特别专业的提议，因为北京是自元朝起成为整个中国的中心的。《马可·波罗行记》成书后一个重要读者是哥伦布，他打开这本书后就决定去寻找北京，结果他找到了新大陆。

　　他说：“马可·波罗跟出使西域的张骞一样，是有‘凿空’使命的人。你们就应该写这种破冰者，比如萨特和波伏瓦当时是顶着西方偏见的巨大压力来中国的，他们的经历可以见证中国的成长。”他还给我讲了几个重大的历史阶段，比如改革开放后的时间点，他觉得可以从这些点上找一些人，从他们的故事来写北京。

　　我们聊得特别开心。我一直沉浸在这个头脑风暴中，直到挂电话才问他：“您是哪位？”他说：“宣传部徐和建。”我说“幸会幸会”就挂电话了。因为我是一个沉醉在历史中的书呆子，挂了电话才想：这不就是天天在电视上讲疫情的那个新闻发言人吗？宣传部副部长，这是我的领导啊。

　　大家都说苏格拉底是“思想的助产士”，套用这个句式，徐部长就是这部书的“思想助产士”，他的点拨让我们一下打开思路。我们抛掉原来只写哲学家、文学家的局限，开始在经济、文化、体育、科学所有的领域，并在更大的历史跨度上去寻找那些有“凿空”使命、破冰之举的人，然后才成就这本书。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北京疫情最厉害、最封闭的时候，它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全过程。而今正大力吸引外国人到北京，国家搞了很多免签。昨天在家楼下看到外国人跟北京大叔一起烤串，今天坐地铁到这边还遇到有外国人问路，感觉我们现在拿出这本书是正当其时。

　　想起当初萨特和波伏瓦来中国的故事。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遭遇围攻，周恩来现场调整发言，脱稿讲话，最后一句是：“百闻不如一见，欢迎你们到中国来看一看。”促成了萨特和波伏瓦的中国之旅。结果他们到中国来非常尴尬，因为没人认识他们。当时他们已是全世界的文化偶像，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人看过他们的书。波伏瓦有一个感慨：“这种互相的无知，甚至比各种政治限制更阻碍我们的交谈。”

　　所以，我们写这本书的初心，就是侯仁之先生那句话——“知之愈深，爱之愈切”，希望所有人对北京知道更多，有更深的爱。

　　杨丽娟：思路打开之后，我们第一个选题就是霍金，他不仅是个科学家，还是研究宇宙、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对我们文科生来说，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但对他的研究可以说不知所云。

　　多亏采访到了北师大物理系的赵铮教授。他是1985年霍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接待者之一。那时，霍金在世界上已是如日中天的物理学界的明星，但中国没多少物理学界以外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赵峥：北京师范大学既是一个师范大学，也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改革开放以后，强调要向其他综合性大学看齐，把科研搞上去。北师大物理系在这方面的长项之一就是广义相对论的研究，研究小组的组织者是我的导师刘辽。

　　霍金访问中国，我们搞广义相对论的人知道，一般老百姓知道的不多。热衷促成霍金访华的其实是中科大的团队，因为中科大派出的留学生吴忠超，也是后来《时间简史》的主要译者，跟霍金熟悉。霍金对中国表示很感兴趣，尤其对万里长城特别期待。

　　英国方面一开始很犹豫，霍金是他们的国宝，而中国当时是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去的还不是北京、上海，是合肥（中科大所在地）。合肥在他们印象中是一个小地方，交通不便，认为不适合重残疾人霍金访问——霍金的饮食特别，是专门制作的，要从英国带来或空运来。要想把必要的补给及时运到合肥，似无保障。

　　霍金本人很想来华，他说，只要能保证他在合肥存活（survive），他就会来。最后是中科大副校长钱临造教授跟英国皇家学会进行了沟通，正式向霍金提出了邀请。中科大团队一个负责人跟我们关系很密切，就问我们能不能顺便接待一下，满足他的心愿，把他送上长城。

　　所以他先访问了中国科技大学，然后来北京。我的导师刘辽和他的北师大物理系同事梁灿彬教授，是最早在北京火车站见到霍金的人。

　　杨丽娟：所以是万里长城的魅力把霍金召唤到北京。他到北京做了哪些事情，除了登长城？

　　赵峥：我们邀请他作学术报告，大家很踊跃，敬文讲堂500个座位坐得满满的，走廊上都挤满了人。中科大的王永成教授陪霍金到台上。霍金当时还能自己发声，不需要借助语音合成器。只是吐字不清，很少有人能够听懂。他的助手听得最清楚，还有他的护士和夫人能听懂，别人都不行。所以他的话要经过两次翻译，先由他的助手翻译成普通人可以听清的英语，再由刘辽教授翻译成所有同学都能听懂的中文。当时场面非常之热烈。

　　接待他我们尽了全力，也劝他：“长城还是算了，您坐轮椅上很难上去。”结果他一定要去，说“宁肯死在长城上”。大家看他这么坚决就带他去了，由两个研究生朱宗宏、徐锋把他抬上长城。

　　杨丽娟：补充一个细节。我们采访了长城有关人员，还有赵老师提到的吴忠超教授，他是霍金唯一的中国弟子。他说当时霍金的身体健康情况跟我们后来看到的不太一样，他手还能动，登长城的时候，平的地方他自己摇动轮椅坚持自己走，有台阶实在走不了，才让北师大两个年轻力壮的研究生帮着抬上去。

　　张小英：书中另外一位名人是卡拉扬。卡拉扬的破冰之旅在中国掀起了西方交响乐的热潮，他的唱片也在中国热销。只是在故宫拍摄歌剧《图兰朵》的想法未获批准，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卡拉扬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指挥，被称“指挥帝王”。1979年他来中国演出，能想象是轰动全国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由于是改革开放初期，访华演出过程中发生很多小插曲，可谓跌宕起伏。张德生老师是亲历者。

　　张德生：1979年，中德外交关系恢复没多少年。柏林爱乐是世界上最好的四大乐团之一，卡拉扬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两个指挥之一。他为什么到中国来？

　　搞文化交流的都知道，请他来演出需要一大笔钱。当时的情况是，日本邀请柏林爱乐到东京访问。都已经到东京了，再到北京只有一点距离。他们就跟中国大使馆说，我们想到中国来，可不可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打电话问中国，中国文化部报给国务院外事处，答复是“来吧，欢迎，但是我们没钱”。

　　大家能想象，“”搞了十年。当时全国人口三分之二是45岁以下的，即便是过了45岁的，也没几个人知道卡拉扬是谁、柏林爱乐乐团是谁。最后德国人说“我们凑50万马克”。当时一个马克顶6块人民币，我认为这50万马克给到中国，是解决了我们的经济问题的。

　　按照文化部接待计划，卡拉扬、乐团行政经理彼得·吉尔特和其他8名主要成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者每对夫妇一个单间；其余200多人均安排住前门饭店双人间，如有乐师带家属，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前门饭店照单落实，但北京饭店却迟迟不肯给这10间房。

　　当时，北京可以接待外宾的涉外饭店只有11家，客房不到4000间。北京饭店是顶级规模、名气最高的酒店，接待过不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这里的客房一度非常紧张。

　　当时接待组组长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的副经理党允武，跑了好多趟跟北京饭店谈判，我估计起码有6次，苦口婆心解释“卡拉扬在欧洲的地位和威望，不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低”。北京饭店工作人没办法理解：一个乐团的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最后经文化部反复协调，北京饭店总算答应给10间贵宾房，这时候距离柏林爱乐乐团抵京仅剩3个小时。

　　张德生：接下来是首都国际机场遇到难题。因为柏林爱乐乐团这次乘坐的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首都机场还没有降落过如此庞大的客机，原有的舷梯高度不够。

　　怎么办？时间紧迫，机场有关部门会商后，让工作人员在原有的舷梯上临时接了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这样，舷梯总算够得着机舱口。

　　柏林爱乐的飞机降落首都机场，是1979年10月27日晚上。舱门打开，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随后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文化部、中央乐团一行人在那里迎候。

　　双方坐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姚仲明致欢迎词：“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刚开口翻译了一句，就见一位德国人行色匆匆闯进来，径直走向卡拉扬，凑上去“咬耳朵”。卡拉扬噌地一下站起来，说了一句，“我的乐师从飞机上掉下来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离开了贵宾室。

　　张小英：柏林爱乐乐团大提琴演奏家亚历山大·韦多夫作为当事人，后来在《柏林爱乐——我们的故事》影片中回忆了事情的经过。飞机降落后，大概下来了五六个人。韦多夫和舞台监督海因茨·巴特洛格一起下飞机，走到停机坪中央，巴特洛格突然晕倒。韦多夫转头跑了回去，站在舷梯最边沿的位置朝飞机里面大喊：“请先让一位医生出来，巴特洛格心脏病发作晕厥了！”谁也没想到，就在他喊这句话的那一刻，舷梯突然塌了。

　　韦多夫和站在他身边的首席双簧管洛塔尔·科赫猝不及防，一起从6米多高的舷梯摔了下去。另一名参过军的乐师反应很快，徒手爬回了机舱。韦多夫的两只脚跟摔伤，科赫则摔断了肋骨。

　　卡拉扬赶到时，现场一片混乱。柏林爱乐乐团第一首席托马斯·布兰迪斯记得，卡拉扬给晕厥的巴特洛格做了人工呼吸，“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学生姜建华，当日和几位同学拿着小旗在机场迎接“教科书偶像”，却目睹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她至今记得，“那天，卡拉扬的脸色铁青，非常可怕”。

　　张德生：救护车很快开过来。双方经过协商，伤员被送到反帝医院。就是今天的王府井协和，当时叫反帝医院。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后来只在协和医院做了紧急处理，没有动手术。因为卡拉扬不相信中国的医疗技术，要把他们送到瑞士苏黎世接受他认为最好的治疗。

　　这个事情的教训，希望在座每一个人记在心里——做所有的事情都得认真，不能说“大概、也许、马马虎虎”，这是不行的。这个事情后来打官司起码打了15年，德国人要求赔精神损失费，“我还有带学生的额外收入，你都要赔我。不赔，对不起，我到国际法庭告你”。文化部说：“你告就告吧，不是我的事情，你找中国民航。”

　　张小英：此后20多年，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和协商这两位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