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乘车离开了，车子向北京西郊的机场驶去，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了机场，机组的所有人员也都做好了准备，只等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登机。

　　周总理和陈毅刚要离开候机室，准备登机时，从外面匆匆跑进来了一个人，这人正是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罗青长。

　　蒋介石特务机关已经高价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的机会，将定时炸弹放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的飞机邮箱里，以试图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的人员。

　　这是代表团出发前，第二次收到相关的情报，周总理看到这封情报之后，格外地重视起来，立刻指示罗青长：“

　　1955年初，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这五个国家发起召开亚非会议，这次会议在印尼的万隆举行，故在历史上又被称为“万隆会议”。

　　这场会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的参加下，召集那些在殖民压迫下独立的亚非国家参与，主要讨论亚非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这场大规模的国际会议，邀请了诸多被殖民国家在独立后的政府首脑，其中就包括新中国。

　　对于这样一次决定亚非国家命运的会议，新中国的政府当然应邀参加，经过党中央的研究后，决定派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在1955年4月18日召开。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为周总理的这次出行做准备时，3月初，有关部门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周总理在出席亚非会议时，伺机谋害周总理及中国的代表团人员，并且已经分头做了相关部署。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到底是去参会还是不去，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周总理经过再三的考虑，终究是决定去。

　　当然，去，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在这次会议中，却可以在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和亚非人民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周总理考虑问题总是这样，从来不考虑自身的安危，永远将国家和世界的利益放在首位。

　　周总理的这个提议，经过有关方面做研究后，认为走海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时在香港和印尼之间来往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条小型商务船，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果蒋介石在沿途破坏，安全则很难保障。

　　周总理听到这样的建议后，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想法，经过一番商议后，改为从香港飞印尼，但当时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航线封锁，总理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尼的航线可用，如果要从香港飞印尼，只能租用外国航空的飞机。

　　经过与印度航空的商谈，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且商定4月11日，我们代表团乘坐该机启程，前往印尼。

　　而该飞机在当天上午，则作为正常的航班，抵达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包机，在当天下午1点从香港飞往雅加达。

　　正当大家全力以赴进行准备时，周恩来总理却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的电报，在电报中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去参加亚非会议前，能先到缅甸的仰光休息两天，想在大会召开之前，同几个主要参加国领导人在仰光先碰一下头，研究会议的一些有关问题。并且表明了自己将派飞机前往昆明接总理。

　　总理看到电报中，吴努总理对自己如此尊重，便自然欣从。但当时中缅之间的航线还没有，要进行试航，如果试航成功，则可以从昆明飞往缅甸，如果试航失败，意味着总理要乘坐汽车前往缅甸。

　　为了保证代表团能顺利到达印尼，公安部也将代表团分为两路，一路代表团从昆明去仰光，再从仰光飞往雅加达。而另一路，则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

　　4月7日上午，周总理的代表团从北京飞往昆明时，则出现了文章开篇的一幕。然而很遗憾，在北京机场收到这份如此重要的情报，转交到外交部后，外交部的有关人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能采取一份有效的措施。最后导致悲剧的上演。

　　周总理和陈毅乘坐伊尔-14抵达了昆明，此时的昆明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由于当时中缅之间的航线还没有开通，要等缅甸派出的飞机试航后，才能启程前往仰光。当时周总理正好可以借这一段时间，在昆明好好地休息几天。

　　4月9日，试航成功了，大家都很高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总理可以从昆明飞往缅甸，不至于让总理乘汽车在滇缅公路上颠簸劳累。

　　但周总理没有忘记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在9日晚上9点，总理打电话给，让她转告给罗青长，请英国驻华代办采取一些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明天（4月11日），中国记者等14人由香港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参加会议，希望英国提请香港主义，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

　　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在接到周总理的电话后，在凌晨时找到了印度航空公司的驻港经理，经理听后，将信将疑的说：“

　　我们当然有可靠的证据，不然也不会深夜造访，我们大家都希望能让贵方引起注意，如果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印航经理仍不太相信：“这样的一种情况不有几率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停滞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光天化日，谁敢胆大妄为？”

　　印航经理听到这话，才表示派印度的工程师对飞机进行全方位检查，自己也会亲自去机场监督。保证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如此似乎已是万无一失。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电话，“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经安全起飞。总理才松了一口气。

　　但在当天下午6点时，又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已经失联。总理放下的心又顿时提了起来，敦促有关方面迅速查明情况，如果确认飞机失事，要火速组织救援。

　　晚上，又打来了第三次电话，确认飞机已经失事，在飞离香港后不久，在空中爆炸，坠落于南海，机上的全部人员都失踪。

　　总理在接到这一电话后，和陈毅等所有代表团成员，无不感到悲愤。而周总理因为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临时改道从昆明到缅甸，准备乘缅甸飞机去参加，这才逃过一劫，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失事，让中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心中，都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任何一个人都心情沉痛。很多人都为周总理的安全而担忧。有些人便建议周总理不要去参加会议。

　　我们是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于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没有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面考虑，经集体商议决定后而行，望你放心。

　　4月14日早晨7点15分，周总理不顾个人的安危，乘坐印度空军的“空中霸王号”从昆明飞往了缅甸仰光。周总理在飞机上一再地讲安全第一，并宣布一条纪律：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抵达仰光后，周总理在吴努总理的陪同下，参加了缅甸的春节——泼水节。18日的凌晨，乘坐“空中霸王号”飞往雅加达。

　　飞机大概飞行了8小时后，进入到新加坡的领空，不料当时前方有雷雨区，由于飞机无法飞越雷雨区，只能在新加坡机场做短暂的降落。

　　当时的中国虽然和新加坡没有外交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周总理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了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国中国人，微笑着向代表团这边打着招呼。

　　谁知人群中的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两个人，一进入接待室，就对大家说：“

　　此时，这两个家伙站在窗外，并没有离开。李福坤同志赶忙走向门外，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总理的安全，而一定不可以再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后，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消息后，这两个人才匆匆离去，李福坤见他们走了，才回到了接待室，匆匆吃了些点心。

　　飞机又飞了三个小时，抵达了雅加达。在机场上警戒非常严，总理看到密密层层的欢迎人士站在警戒线之外，不由得想起“克什米尔公主号”牺牲的11位同志。他们本该先我们到达这里，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我们，可却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周总理和陈毅走下飞机后，收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接待。黄镇为了总理的安全，准备了三辆汽车都挂上了中国国旗，黄镇夫人坐第一辆，周总理和黄镇坐第二辆，陈毅坐第三辆。这样做才能够保证总理的安全。7月17日上午10点，总理从雅加达乘飞机抵达万隆。

　　万隆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吃罢午饭，大使馆的人开车来到总理的临时休息室，来人给黄镇了一份特急件，黄镇拆开一看，吃了一惊。信中写到：

　　驻扎雅加达的支部，在3月初组织了一个28人的暗杀队，对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暗杀成员都是逃离到印尼的军官，每人手中都有一支无声手枪，每人领了20万印尼盾，事成之后，再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人，加发40万盾。

　　并且，周总理和陈毅也邀请印尼派来的警卫人员们用餐，给予招待，让这些印尼的警卫人员也非常感动，并答应：“

　　从此之后，周总理在万隆，凡是参加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警卫员都会走在总理前面，情况复杂时，就几个人将总理包在了中间。而印尼也抽调了三个步兵营和两千多名警察进行。所有警卫的同志手都是上了膛的。

　　而周总理本人也并不轻松，不仅要在会议中应付各个国家言论的挑衅，又要在各个国家之间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他的魅力，征服了所有与会的代表团。大幅度的提升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为全世界的和平带来了希望。

　　有一位与会国家的代表，起初在会议上对中国并不友好，发言中屡屡挑衅，可在会议结束后，这位代表却对周恩来说：“

　　在万隆会议的这七天中，周恩来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宴请活动15次。除此之外，还参加代表团内部活动、每天批阅文件，就这样白天参加会议和活动，夜晚办公。在那7天里，周恩来的睡眠时间总共是13个小时。

　　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回来休息几天就补上了，邓大姐身体不好，这件事不要对他讲，免得她担心。

　　周总理回到北京之后，开始着手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确定由印度情报局的副局长高氏和中国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做出详细的调查处理。经过一番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对特务人员进行审讯。

　　在5月18日到6月1日，先后传讯了88人，拘留了19人，后来又逮捕了8人。经过一番审讯和调查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蒋介石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目的是要暗杀周恩来总理。而安放炸弹的人名叫周驹。

　　周驹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一名清洁工，定时炸弹由轮船从基隆港运到香港，辗转交给了周驹，周驹将炸弹包装成西药带进了机场，在打扫卫生的时候，趁机将炸弹放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右翼轮舱附近。

　　飞机航行到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的上空爆炸。飞机上14人，除了副驾驶员

　　而周驹在安放完炸弹后，溜回家躲了几天，在5月18日开始展开调查的当天，逃离了香港。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应该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听从法律的审判。可港英当局以没有引渡条约为由，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更是将全部拘留的人犯无罪释放，并驱逐出境。

　　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让人表示遗憾。最后，让我们记住这11个人的名字，他们是为世界的和平而牺牲：

　　空难事件处理完之后，所有的遇难人员都被追认为烈士，安葬于八宝山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

　　1956年4月，烈士遇难一周年的日子里，周恩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亲笔题写了纪念碑词。正面刻着“